“二婚禁办酒席”实乃行政法治缺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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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者：王佳莹

　　1月16日，记者从贵州凯里市委办公室获悉，该市“两办”于日前印发了《凯里市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，重新对婚丧操办酒席范围、规模和申报程序进行了修改。其中，复婚、再婚不得操办酒席，一事多办、一事多地办等情况也属违规操办酒席行为。(1月17日澎湃新闻)

　　近年来，除了婚宴、丧宴，又衍生出乔迁宴、升学宴、谢师宴，五花八门、过多过滥的设宴吃请，似乎已成民众难以承受之重，既造成了人力与财力的极大浪费，也背离了团圆喜庆的原始本义，更有甚者被别有用心的人当做敛财的工具。近日，贵州凯里市出台《办法》规定，复婚、再婚不得操办酒席，一事多办、一事多地办等情况也属违规操办酒席行为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政府出台《办法》，其善意的初衷毋庸置疑，政府出手刹风治乱的迫切心情不难理解但笔者认为，是否设婚宴是百姓的私事，可以提倡但不宜以行政或者法律手段加以干涉。

　　在反四风背景下，我国出台了“最严限宴令”，但只针对公职人员。如果该管理办法仅针对当地公职人员，属于内部管理，是可以的。但对群众来说，法无禁止皆可为，二婚是否办酒席，本应是老百姓自己的意愿，政府没有权力把城乡群众的红白喜事也纳入其管理中。婚办酒席被禁止，就是剥夺了“办酒席权”，这是权力滥用，侵犯了群众的合法权益，也将有损政府公信。

　　政府企图用一纸文件规定人们的行为，是权力的越界，也踩了法律的界限。法律规定，人人享有婚姻自由。无论“头婚”还是“二婚”，只要履行法律手续，都是法律认可的合法婚姻，不应该受到不同的对待。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一生只有一个“婚宴指标”,这种禁止这种禁止无非是认为复婚和再婚者“低人一等”，无非是对二婚的歧视，是权力的傲慢与偏见。

　　“禁止二婚办酒席”，折射出当地政府在“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政”方面的欠缺。“办酒席”本是国人的一种民族传统，尽管它今天演变成了一种陋习，但要破除也要一步步的进行。政府可通过倡议的方式来鼓励节俭办酒席的新风尚，但不宜以行政或者法律手段加以干涉。